钟表由于其精巧的设计、奇特的功能、美观和名贵的装饰成为奢侈品的代表。

　　当时的各个阶层对其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和占有欲，皇帝们自然也不例外。并且，皇帝们对奇器的追求决定了宫中钟表收藏颇具观赏性。

　　并且，随着清代对外交往的扩大，不断有外国使团到中国。在选择送给皇帝的礼品时，往往颇费心思，而钟表既能代表当时的技术水平，又能引起皇帝的兴趣和注意力，所以往往成为礼品的首选之物。

 

　　所以地大量精美的钟表源源不断地进到皇宫中，使皇宫及皇家园囿成为钟表最集中的典藏地，皇帝成为拥有钟表最多的收藏者。

　　窦又向明朝皇帝进献过自鸣钟，从那个时候起，把玩品味造型各异的自鸣钟表成为中国帝王的一种新时尚，称它为西方传教士打开中国宫廷的敲门砖，是一点也不过分的。这两架自鸣钟就是以后皇宫收藏，制作自鸣钟的源头。

　　利玛窦等也据此终于留在北京，而他带来的自鸣钟，也开启了中国宫廷制作、使用、收藏钟表的先河。

　　皇帝·御制钟·大内做的钟比西洋钟表强多了

　　有了西洋传教士在清宫中的辛勤劳动，才使得御制钟在工艺和技术上能够和当时西洋的钟表相媲美；同样，正因为有了皇帝本人对制作钟表的积极参与和极高要求，才使得御制钟具有了自己的风格和独到之处。御制钟表是以传教土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和以皇帝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在清宫接触后结出的一朵绚烂的花朵。

　　钟表传入中国后不久，中国人也开始尝试制造了。清宫制作钟表大约始于顺治时期。据康熙皇帝讲：顺治十年左右，顺治皇帝得到一架小自鸣钟，放在身边核准时刻，不离左右。以后又得到稍大的自鸣钟，非常喜欢，于是便进行仿制并且获得成功。但是由于技术原因，钟内的齿轮和发条做得都不是太精细，走时并不准确。至康熙时期情况就不同了，康熙曾多次传谕广东地方招募有技艺的西洋人到宫中服务，包括医生、天文、数理、机械等方面的专门人才，其中精通钟表制造者是这些技艺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但如此，广东地方官员还把广东善做珐琅、钟表的艺人也送到宫中，从而保证了宫中钟表制作的高水平。当时宫中的钟表制作达到了什么程度，用康熙的话说就是“近来大内做的比西洋钟表强远了”。雍正和乾隆时期，社会稳定，国库充裕，为追求奢侈生活和享受提供了条件。这一时期清宫的钟表制造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产量之大，制作之精，足以和当时欧洲钟表的精品相媲美。直到现在，故宫(微博)所藏的钟表精品还都是这一时期制作的。

　　负责清宫钟表制作工作的机构是下设在养心殿造办处的做钟处，其前身为自鸣钟处。

 

 

　　康熙四十九年(1710)皇太后七旬庆典时，康熙帝专门进献了一架万仙庆寿自鸣钟便是由自鸣钟处下属的制钟作坊制造的。做钟处便脱胎于那时的自鸣钟处，至乾隆时期做钟处成为专门机构并达到鼎盛，当时在做钟处工作的从业人员有一百多人，所制作的钟表数量、质量都是其他朝代无法企及的。尽管嘉庆以后钟表制作越来越少，但这一机构一直作为宫中十分重要的奢侈品制作所而延续下来，直到1924年末代皇帝溥仪出宫，做钟处的使命才宣告结束。

　　宫中从事钟表制作的人员主要有外国传教士、外募匠役和做钟太监。太监是宫中制作钟表最基本的劳动力，其地位在外国传教士和外募匠役之下。做钟太监也有等级之分，从高到低依次为首领太监、太监、学手太监。以上人员行走于宫廷，组成了传教士——外募匠役——做钟太监这样的技术梯队，成为技术比较全面的钟表制作群体，是宫中钟表制作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遵照皇帝旨意制造各种计时器以满足宫中之需要，是做钟处匠役最重要的任务。一般先由皇帝提出基本意向和具体要求，或由内务府大臣依据成例奏请，工匠据此进行设计，批准后照样制作。对于做钟处工作，皇帝们经常参与和干涉，尤其是钟表制作。皇帝们对钟表制作的关注是多方面的，甚至于某些具体的细节都不放过。从钟表样式的设计到制作所用的材料，都要经过他们的修改和批准。大量的清宫档案为我们研究清帝对清宫钟表制作的影响提供了直接的证据。在这里，皇帝的参与是极为重要的，正因为此，清宫所制钟表才被称为“御制钟”，并且出现了像更钟这样的新品种。

　　做钟处所做的“御制钟”种类很多，现在我们所做的御制钟都是乾隆时期制造的，多以木结构为主体，所用木料主要有珍贵的紫檀木。有的钟简直就是宫殿建筑的缩微。御制钟的钟盘也有很多特色，多有“乾隆年制”款，尤其是铜胎黄地彩绘花卉画珐琅盘，显示出御制钟的华贵与典雅。

　　宫中收藏的大量钟表，在使用过程中出现损伤再所难免，因此，对于做钟处工匠来讲，改造、维修和保养的任务非常繁巨。这其中既包括外形的复原、改变，也包括机芯的调整、更换。特别是乾隆皇帝，对钟表等奇器抱有浓厚兴趣，就连如何改造、如何维修、如何保养他都要参与意见。终其一朝，这种工作就没有停止过。通过对机芯的改造，和改变钟表外观式样、具体装饰，可以用比较少的投入，增加新的钟表品种，使皇帝们对钟表保持长久不衰的兴趣。

　　皇帝对钟表制作的干预还表现在通过奖惩制度奖勤罚懒，保证钟表制作的质量。对活计做得好，符合皇帝口味的工匠和太监，往往赏银赏物，这种赏赐折合银钱往往超过其月工钱，成为他们的一项重要收入。相反，如果活计做得不好，轻则一顿叱呵，工钱不给，重则包赔损失， “不预开销”，有的甚至被退回原籍，皇帝的参与以及严格的奖惩制度，使宫中制造的钟表成为同期作品中的佼佼者。

　　有了那些西洋传教士在清宫中的辛勤劳动，才使得做钟处的御制钟在工艺和技术上能够和当时西洋的钟表相媲美；正因为有了皇帝本人对做钟处工作的参与和要求，才使得御制钟具有了自己的风格和独到之处。造办处的御制钟表使以传教士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和以皇帝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在清宫接触后结出的一朵绚烂的花朵。

　　中国的皇帝·拥有钟表最多的收藏者

　　大量精美的钟表源源不断地进到皇宫中，使皇宫及皇家园囿成为钟表最集中的典藏地，皇帝成为拥有钟表最多的收藏者。在中国，皇宫及其园囿是拥有钟表最多的地方，帝后则是钟表最为重要的消费群体。

　　对于皇帝们而言，钟表既是计时器，又是陈设品；既是高档实用器物，又是精美的艺术杰作，故千方百计搜求网罗。受其影响，各种各样的钟表通过众多途径汇聚于皇宫。讲到宫中钟表的来源，最主要的当属进贡和采购。

　　随着清代对外交往的扩大，不断有外国使团到中国。在选择送给皇帝的礼品时，往往颇费心思，而钟表既能代表当时的技术水平，又能引起皇帝的兴趣和注意力，所以往往成为礼品的首选之物。

　　这方面以俄国最具典型性。比如萨瓦·卢基奇·弗拉季斯拉维奇到中国时送给雍正皇帝的几块表中，一只镶宝石的金表，内有女沙皇的珐琅质像，英国制造，值1600卢布；另一只土耳其式金表，700卢布；一只英国挂钟，能鸣钟报时，能奏十二支曲子，上有彼得大帝像，钟上面有一只水晶球，700卢布；一只法国制镀金铜挂钟，400卢布。

　　同时，欧洲其他国家派往中国的各种使团也多以钟表作为礼品，其中最典型的要属乾隆时期来华的马戛尔尼使团。据当时参加使团的英方人员回忆，英国方面在选择礼品上相当谨慎。在这些礼品中，“最能说明自己国家现代化程度的礼物是一台天文地理音乐钟”。这是一架复合天文计时器。它不仅能随时报告月份、日期和钟点，而且还可应用于了解宇宙，告诉人们地球只是茫茫宇宙中的一个微小部分，这件钟表现在已经不复存在。此外，礼品中还有一个八音钟，除计时报刻外，还能奏出12支古老的英国曲子，是由伦敦机械师乔治·克拉克制造的，当时价格十分昂贵。这些礼品，包括钟表都直接进入清宫，成为宫中钟表收藏的重要组成部分。

　　每到重大节日或帝后的寿辰，各地官员都要进表纳贡以示祝贺，所贡物品以地方的土特产品居多，当然也少不了所谓的祥瑞之物、奇巧之器。清代宫中的钟表有许多就是通过这种途径获得的。

　　皇帝们对西洋钟表的需求信息通过采办官员及中间商人反馈给西方钟表业。精明的西方钟表制造商看准了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为倾销自己的产品，他们施展其高超的技艺，研究中国人的欣赏口味，制造了大量适合中国审美观念，专门销往中国的钟表。西方钟表业对中国皇帝需求和中国风格的主动迎合，为置办的官员和商人提供了便利，加速了西洋钟表向清宫的流动。

　　通过这些途径，大量精美的钟表源源不断地进到皇宫中，使皇宫及皇家园囿成为钟表最集中的典藏地，皇帝成为拥有钟表最多的收藏者。数量众多的钟表之所以源源流入清宫，与帝后们对钟表的需求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中国，皇宫及其园囿是拥有钟表最多的地方，帝后则是钟表最为重要的消费群体。

　　时间和度量时间的计时仪器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常常将时间、计时仪器与皇权、为政之道联系起来，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在宫中交泰殿和皇极殿中放置的体型巨大的自鸣钟便被清代统治者看作是重要的礼仪用器，甚至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成书的《皇朝礼器图式》一书也将钟表作为重要礼器收入其中。当然，能够被列入礼器的钟表还是少之又少的，绝大部分的钟表是作为日常用品使用的。

　　宫中收藏的钟表主要是用于宫中及园囿建筑内的陈设。钟表陈设分常年性陈设和年节陈设，前者基本是永久性的，钟表摆放在一个地点后基本不再移动，而后者则是临时性的，只逢年节陈设，以烘托节日祥和喜庆的气氛，年节过后则收入内库。雍正时期宫中钟表的陈设已经相当普遍，举凡重要宫殿皆有钟表用以计时。内务府档案中提到陈设有钟表的宫殿有：宫中的交泰殿、养心殿、承华堂；畅春园的严霜楼；圆明园的蓬莱洲、四宜堂、万字房、含韵斋、事事如意、闲邪存诚、勤政殿、九州清宴、莲花馆、西峰秀色、紫萱堂等，从中可以看出，宫中和圆明园是陈设使用钟表最多的地方，这与雍正帝的日常生活和政治活动有关。乾隆时期，钟表数量骤增，宫中及园囿钟表的陈设密度加大，一间房子陈设多件钟表是很平常的，据清宫《陈设档》记载，仅宁寿宫东暖阁陈设的钟表就有16件之多。

　　在陈设钟表时由于每件钟表因其类别、大小不同，在宫殿中都有相应的位置。如筒子钟多对称倚墙立于门旁，既符合中国人凡物讲求左右对称的习惯，又使颀长的筒子钟有安稳感。隔断墙表自然是围墙而设。挂瓶表多在墙壁上，柱子上陈设。即便是同类钟表，因大小之分，所摆的位置也各不相同。以最普遍的座钟为例，大型座钟随钟架放于地面；中型座钟多在桌、案、条、几上；小型座钟置于炕上，宝座旁或窗台上。另外，有些钟表的陈设具有相当强的季节性，如风扇钟。清朝皇帝以机械风扇作为祛暑引风用具之一，夏季宫殿中多有陈设，处暑之后则收入库中。

　　皇帝离开皇宫出巡到其他地方，自鸣钟处都要派太监携带钟表随侍。与此相对应，皇帝乘坐的交通工具内如御用车轿、舟船、马鞍等都安设有钟表。轿子是皇帝最常用的代步工具。由于轿中空间的局限和行进中的颠簸，座钟不适合在车轿陈设。车轿陈设表大概有两种，一种形制似怀表，但较怀表大，有环可以悬挂；另一种是挂瓶表，可以固定在轿子内壁上。御用舟船陈设的则多是座钟。皇帝乘船时由太监搬出安设，到达目的地后再由太监收起保管。皇帝的御用马鞍一般都装饰华美，饰有各种宝石，有的在鞍的正面中央嵌小表。乾隆四十一年北鞍库存“上用马鞍”中的二十七副镶有钟表，其中二十三副是造办处制作的，四副是大臣进献的。马鞍上的钟表平时并不随鞍存放，而是由做钟处收存，需用鞍时再由做钟处派员前往，随用随安。

　　自鸣钟不但受到皇帝的喜爱，同时也为后妃所热衷的陈设品。因此赏赐后妃钟表是常有的事。如道光元年二月初八即令太监从库中取挂瓶表壹对赏给皇后。清代后妃生前拥有的钟表数量相当可观，如乾隆帝的一个妃子的遗物中就有钟三架、大小表十个、冠架表一个；嘉庆皇帝的一个贵妃竟拥有钟九架，戒指表一个，表二十七个。钟表在清宫的普及程度令人讶异，这从故宫现存的大量表套也可以得到证明。在清晚期用于装盛随身佩戴各种小物件的成套活计中，表套已是不可缺少的东西了，这些表套有金、丝织品之分，纹饰多种多样，大小规格不一，精致得令人爱不释手。

　　钟表·中外交流·重要的纽带

　　1771年，伏尔泰写信给俄国女皇卡特琳娜二世，极力建议在中俄边界建立一个商栈以专门销售费尔奈生产的钟表，并开出了每只银表12至13卢布，金表每只不超过30到40卢布的诱人价格。尽管伏尔泰的计划最终未能实现，但从中不难看出中国市场对于瑞士钟表产地的巨大诱惑力。应该说，钟表在早期瑞中交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制造钟表的国家之一，与中国在钟表方面的贸易活动也十分突出。这一方面是由于英国自身钟表制造发展的结果。至17世纪晚期钟表已然是英国重要的出口商品，伦敦成为钟表生产中心，钟表制造盛极一时，其产品在世界范围内无与伦比，在整个欧洲与东方的钟表贸易中明显占据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借英国海外扩张的强势，英国东印度公司几乎垄断了早期欧洲和东方的海上贸易，为英国钟表的东输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和保障。更为重要的是，英国钟表行业具有敏锐而长远的眼光，对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一直十分关注，千方百计迎合中国人的审美情趣，制作出了适合中国人欣赏品位的东方市场钟表，这一点在通览故宫的钟表收藏后就会有深刻的印象。

　　故宫收藏的英国钟表数量十分可观，其种类多样，既有体量巨大装饰华丽的大型自鸣钟，也有制作精致便于携带的小型怀表。英国自鸣钟大多整体铜镀金，镀金外壳上以红、绿、蓝、黄、白等色料石镶嵌花草。亮丽的金色是其基本色调，即便是黑色木壳钟，其边框、底足、顶部也包以镀金花饰、异兽，给人以金碧辉煌之感。这和当时英国贵族中流行的室内装饰风尚相一致。造型不拘一格，各式建筑、田园风光、自然景观等，附之以水法、变花、转花、跑人、跑船、转鸭等结构复杂的变动机械装置，动静结合，情趣盎然。小型怀表则多为铜镀金表壳，或镂雕精细的花纹，或镶嵌色彩鲜艳生动迷人的微绘人物和风景珐琅画，配之以精美的表链。铜质机芯，后夹板往往錾刻流畅的纹饰，处处显示出精致与华美。在许多钟表的表盘、机芯夹板上多标明制作者名款及产地，仅从故宫现存带有款识的钟表来看，就达四、五十家之多。

　　清代，尤其是雍正和乾隆两朝，是清宫做钟处最繁荣的时期，其间有许多精通钟表机械的法国传教士先后服务于宫廷，他们凭借精湛的技术成为清宫钟表制造最主要的设计者和技术指导者，为早期中国钟表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和瑞士在钟表制作和贸易方面很早就有交流。1707年来华的瑞士祖格人林济各(Francois Louis Stadlin)雍正时成为宫中著名的钟表技师。为了向中国销售瑞士钟表，通过中间商， 1771年，伏尔泰写信给俄国女皇卡特琳娜二世，极力建议在中俄边界建立一个商栈以专门销售费尔奈生产的钟表，并开出了每只银表12至13卢布，金表每只不超过30到40卢布的诱人价格。尽管伏尔泰的计划最终未能实现，但从中不难看出中国市场对于瑞士钟表产地的巨大诱惑力。应该说，钟表在早期瑞中交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十七、十八世纪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社会稳定，财富空前积累，为追求奢侈生活、讲求享受提供了条件。巨大的财富，有相当部分用于奢侈品的消费。钟表由于其精巧的设计、奇特的功能、美观和名贵的装饰成为奢侈品的代表。当时的各个阶层对其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和占有欲，皇帝们自然也不例外。并且，皇帝们对奇器的追求决定了宫中钟表收藏颇具观赏性。

　　故宫所藏的瑞士钟表大部分是体量较小造型别致的座钟和精致的怀表。

　　座钟一般仿照建筑或山子等自然景观，除计时外，还配有水法、鸟音、魔术等变动机械，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怀表大部分是为迎合中国消费者的审美需求而特别为中国市场制作的所谓“中国市场表”。其外观装饰精美，造型多样，别具匠心，除常用的圆形外，还有扇形、锁形、果实、昆虫等造型。表壳一般采用金、银、铜镀金等材质，有的在表壳上绘有人物、花卉、鸟兽等形象逼真的珐琅画，并镶嵌珍珠、钻石等贵重宝石。其机芯通常是俗称的“大八件”，各个夹板上通体雕刻或绘制精美细密的花纹，极为奢华。

　　十七、十八世纪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社会稳定，财富空前积累，为追求奢侈生活、讲求享受提供了条件。巨大的财富，有相当部分用于奢侈品的消费。钟表由于其精巧的设计、奇特的功能、美观和名贵的装饰成为奢侈品的代表，当时的各个阶层对其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和占有欲，皇帝们自然也不例外。正由于此，皇宫钟表收藏形成了鲜明的特色。

　　皇帝们对奇器的追求决定了宫中钟表收藏颇具观赏性。如前所述，清代皇帝，尤其是乾隆帝对钟表的评价是以新奇为第一标准的。在大量的清宫档案中，不止一次记载乾隆要求大臣进献样款形式俱好的钟表。这里的样款形式即指钟表上的各种机械变动装置。如指日捧牌、奏乐、翻水、走人、拳戏、浴鹜、行船，以及现太阴盈虚，变名葩开谢等，自然界的各种运动现象几乎无所不包。乾隆对这些奇巧之物的迷恋达到了少有的程度，以至于以钟表师资格被召入京的西洋人汪达洪都得出了“盖皇帝所需者为奇巧机器，而非钟表”的结论。清宫遗留下来的钟表大部分都带有各种机械玩意，有的甚至喧宾夺主，把钟表的计时功能挤到极其次要的地位，应该说这不是偶然的。

　　皇帝们对钟表制作的参与决定了清宫钟表具有相当高超的工艺水平。大臣进献或皇宫中制作的钟表，其最后的验收者是皇帝本人。而皇帝们对钟表活计的要求又是相当苛刻的，在清宫档案中，经常有因为所进贡品不合皇帝口味而被驳回或因活计的粗陋而受到申饬的记载。如：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造办处把机械写字人的亭子式样做错，乾隆大为光火，并“不准开销”。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进钟的人，还是做钟的人都必须一丝不苟，每个工序都要配以最优秀的工匠。钟表上的錾、雕、嵌、镶、镀诸工种都要经过通力合作方能完成，因此，清宫收藏的钟表件件都是精品。精湛的工艺水平在皇宫收藏的钟表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毫不吝惜地投入决定了清宫钟表用料贵重讲究，具有富丽的皇家气派。皇帝们为搜罗和制作钟表是从来不惜花大价钱的。如传谕置办贡品的官员：“似此样好看者多觅几件，再有大而好者，亦觅几件，不必惜价。”又如传谕做钟处将收进的210条发条用于做五更钟，发条用完，又传谕广东粤海关采办上好广钢二千斤送京，以备陆续打造活计之用。所有这些，都为皇宫钟表的收藏和制作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现存清宫钟表大多都用料考究，有的表面嵌有珍珠、钻石、玉及其他宝石，尤其是造办处的御制钟，外表多用珍贵的紫檀木雕刻成楼、台、亭、榭、塔等建筑式样，给人一种庄重典雅的感觉。

　　故宫钟表收藏的价值

　　对于故宫所藏的钟表，人们过去往往只从实用的计时功能或者表面的绚丽堂皇等方面进行研究和描述，其实，通过对宫中钟表历史的追述，可以清楚地看出钟表曾在宫中扮演了多重的文化角色，它们的价值还远远没有充分发掘。

　　首先是其机械和科技价值。钟表制作技术的不断完善从来都不是孤立进行的，需要天文、机械、物理、金属冶炼等多种学科的发明成果作为知识保障和技术支持，摆、发条、游丝、各种擒纵器的发明使钟表越来越精确。同时，对计时精度的更高要求也不断地促使制作者改进金工技术和车床，寻找更优质的材料，这对其它制造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可以说，钟表打破了各种知识、智慧和技术之间的无形的障碍，成为名副其实的"机器之母"。明清宫廷中的钟表正是人类钟表史上颠峰时期的辉煌之作，通过这些钟表，我们可以了解当时钟表制作及其相关领域的发展水平。尤其是熟练掌握制钟技术的西洋传教士的东来，使中国制作的钟表在很短的时间内便与西方并驾齐驱，且有所发明，其中更钟的设计和研制成功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明清两代皇宫所收藏的科学仪器中，钟表是科技含量相当高的一个门类。

　　其次是其工艺美术价值。故宫所藏钟表大多设计独特，造型别致，制作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往往集雕刻、镶嵌等多种工艺于一身，具有相当高的工艺水平，显示出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时期鲜明的风格特点。有的甚至可以填补相关领域研究的空白。比如故宫收藏有英国十八世纪著名钟表匠詹姆斯？考克斯(James Cox)制作的几十件钟表，这在国内外都是罕见的，这些钟表有的完全是西方风格，有的则融合了东方文化的特质，反映出当时西方钟表业对中国需求和审美的迎合，是研究其人其作的最具权威的第一手资料。再比如在清代广州盛行一时的透明珐琅，色彩艳丽，制作精细，是广州工匠效法西洋技术，并结合我国民族艺术特色创制的一种工艺，曾大量在广州制造的钟表上运用。然而这种独具特色的工艺品种的历史现在却变得相当模糊，在广州既找不到作坊的遗迹，相关的文献亦记载寥寥。而故宫所藏的清代广州钟表上却留下了大量的成品，为广珐琅的研究提供了最多最集中的样本。应该说，故宫所藏的钟表是研究明清中国工艺美术和西方造型艺术的重要资料。

　　再次是其社会文化价值。钟表自传入中国始就扮演了一种非同寻常的角色，成为东西方之间相互了解的媒介，交往的工具。从早期传教士带给中国人的惊奇到赢得中国人的认同，从在中国内地取得居留权到打开中国皇宫的大门，从私人交际携带的礼物到国家使团送给皇帝的珍贵礼品，从皇室用品的采办到中西间的贸易活动，其间都能看到钟表的影子，钟表在中国传播和被认知接受的速度是其它任何西方物品无法比拟的。钟表的输入不但改变了中国传统的计时方法，过去广泛使用的日晷、刻漏逐渐被更为简便易用美观精巧的钟表所取代，更为重要的是对中国人的时间观念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钟表已经不单单是实用的计时工具，更是文化交流和传播的使者，其光彩夺目的表象背后隐含着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